高三那年忽地流行起感冒。我没太当回事,戴着口罩依旧去上课。
一开始只是喉咙痛,等到在家发起高烧才觉得不对劲。
爬起来拿手机,头晕目眩地爬起来烧开水,穿衣服,把自己裹成厚厚的一个球再跑回床上逼自己睡觉。
睡一觉就好了,睡一觉就好了。脑袋没有精力去思考别的。
我不敢去医院。我治不起。
後来是第二天班主任找过来带我去的医院。班主任是个很负责任的中年女老师,我在心里很感激她。
她没问我家为什麽只有一个人,只是固执地带我去了医院。
我其实不清楚她为什麽对我那麽好。因为她完全可以把我丢在出租房里自生自灭的。
她陪我挂号,帮我交了钱,跟我一起看医生。
长长的医院走廊,我低着头意识模糊。她牵着我的手陪我等就诊。
天旋地转的脑袋,意识挣扎地起身。
我跟她说:“韩老师,我到时候把钱还你。”其实我兜比脸都干净。要想还上钱,至少得出去打工四个月。
韩老师轻轻拍着我的手,问我这是说的什麽话,她是我老师,照顾我是应该的。
心莫名地抽痛。
後来我才知道她有个很小的儿子,高烧去世了。
我是一个人进的诊疗室,我听着医生问我一大堆问题如实回答。
寂静的房间里,只剩他在电脑前熟练地打字。
半晌我开口:“医生,这病不治会怎麽样?”
他的动作停住,似乎是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,好久才回我:“我给你开点便宜的药。”
-
高考成绩出来,我考上了南滕大学,很不错的985。
好像一切都在好起来,生活渐渐有起色,我在校外兼职家教,跟老师一起做项目,往返于荆门和南滕。
钱不多,起码搬出了那个小地方。
换了合租房,开始接触网文,开始写作。
玫瑰花也在换,从一枝换成两枝。
或许是想用这样的方法纪念他,纪念下那段不见经传的故事。
有时候会问自己,还喜欢薛献吗?还喜欢那个连名字都读起来陌生的人吗?
但总没有一个确切答案。连我自己都快分不清,是喜欢记忆里那个褪色的少年,还是这个叫薛献的人。
我的书一开始默默无闻,写了一些奇怪的脑洞,积攒了一点点的人气。
有天突发奇想,脑中有个念头说想写纪实向的,跟编辑反复磨了很久才动笔。
一开始连自家读者都不买账,觉得没什麽新鲜的地方纷纷退坑。
编辑那边压力也很大,说我这本一定会扑,让我早点砍掉。
家教那边已经结束,我便开始全心全意投入这本书。
暗自发誓,我要把这二十年来的所有一切不公,所有恶毒的念头全部刨开来,血淋淋地展现出来。
写到中後期才有读者陆陆续续地来看,热度稍有起色。
我磨我自己,借着之前写的日记和逼迫自己对之前种种的回忆开始写作。
这不是容易的事。
精神状态在这期间开始衰弱,我游走在崩溃的边缘。本来就不堪一击的睡眠变得越来越浅,生怕一睁眼就回到那张破旧的床上,女人的眼睛从被砸破的门锁孔看过来。
背後生起一阵冷汗。
身体有时候也不太受控制。手抖的越来越频繁,以至于连握笔写字都困难。呼吸都像是被人掐住喉咙,难以呼吸。
我告诉自己好了,不能太过火了。我已经结束了那段没有太阳的日子,不用再回望了。
可每到深夜,指尖像是流出了化脓的瘀血,毒药一般打下那些字。
作品热度开始有起色,越来越多人找到共鸣,他们说从没看过那麽真实的故事,仿佛是作者亲身经历一般。
与之相反的是我。被深困于时间的牢笼。
我食不下咽,吃不下东西,强行吃下去又会吐出来。可长年累月不吃饭又落下胃病,不吃也不行,整个人瘦成皮包骨。
情绪化严重。只是忘了钥匙断在孔里,就崩溃地蹲在门口哭,感觉脑袋里绷着一根弦,一不注意就断开。
我嗜睡,思想也愈发极端,手臂上遗留的疤被我扣掉重新流出血,结痂,又扣掉,周而复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