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心怕
沈心在扬夏孤身一人三年,思念过无数次春叶,却始终没去找过她。她怕。
沈心在扬夏的第一个冬天,把春叶送的那片银杏叶夹进了语文书。北风敲窗的时候,她总盯着叶脉发呆——春叶说过,叶脉像一条条路,顺着走就能找到回家的人。可她的手指在叶尖上划了又划,终究没敢顺着那纹路往前多走一步。
她怕什麽呢?怕春叶身边早有了新的同行者,怕自己贸然出现,像片不合时宜的落叶,扰了对方的节奏;更怕当年那句没说清的“再见”,其实是春叶藏了半句话的“不必见”。
有次在食堂听见隔壁桌说“春叶这次月考又是年级第一”,沈心握着筷子的手突然收紧。她知道春叶总在错题本上画小太阳,知道她解不出数学题时会轻轻咬笔头,可这些“知道”突然变得像玻璃碎片——越清晰,越不敢碰,怕一伸手就割出血来。
她甚至写过一封没寄出的信,开头是“猫猫屯的雪化了吗”,结尾被涂改液糊成了白色。後来在某个晚自习,她看着窗外的月亮,突然想起春叶总说“月亮走得慢,等得起迷路的人”,可她还是没敢让这封信,跟着月光飘回猫猫屯。
那种怕,像香樟树下的阴影,明明阳光很好,却总在脚边绕。她羡慕白薇有白梅兜底,更羡慕春叶或许拥有的“不用回头也有人等”的笃定,而自己像颗悬在半空的蒲公英,既怕落地时没人接,又怕落地後,春叶早已不在原来的地方。
直到三年後在猫猫屯的杂货铺重逢,春叶蹲在地上整理作业本,擡头看见她时,眼里的光像被风吹亮的星火:“你终于来了。”沈心才突然懂,那些年的怕,原来和春叶的等,是同一片银杏叶的两面——她怕打扰,春叶怕错过,彼此都在时光里,小心翼翼地捧着半句话,等一个合适的风,把它吹成“好久不见”。
依华与扬夏隔着一千公里,这一千公里隔着两颗心,像是永远靠不近。
依华的信总是在扬夏的雨天到达。信封上沾着潮湿的水汽,邮票被雨水泡得发皱,沈心每次都要先把信纸凑近暖气片烘半分钟,才能看清上面的字迹——依华的字和她的人一样,清瘦又有力,却总在结尾处洇开一小团墨,像没忍住的泪。
“这边的梧桐叶黄了,”信里写,“比猫猫屯的银杏落得早。”沈心数过,从依华转学去依华那天起,这样的信攒了三十七封,每封都在说天气丶说新学校的紫藤花丶说数学老师的口头禅,却没提过一句“想你”。
扬夏的香樟树长得太密,把天空遮得只剩零碎的蓝。沈心在操场边的石阶上坐着,手里捏着刚收到的信,风把信纸吹得哗哗响,像依华临走时没说完的话。那天依华背着书包站在站台,火车鸣笛时,她突然转身说:“你要好好吃饭。”沈心想伸手拉她,却被涌上来的人潮隔开,指尖只碰到她校服袖口的纽扣,冰凉的。
一千公里是地理书上的红线条,是火车要跑十个小时的距离,是依华信里说“这边的冬天没有暖气”,而沈心只能在回信里画个暖水袋;是沈心发烧时想找个人递杯热水,翻遍通讯录却发现,能说上话的人远在地图的另一头。
有次依华寄来片梧桐叶,夹在信里已经枯了,边缘卷成波浪。沈心把它和春叶送的银杏叶放在一起,突然发现两片叶子的纹路惊人地像——原来再远的距离,有些东西还是会悄悄呼应。就像依华在信里抱怨“新同桌总抢我的橡皮”,沈心看着就笑了,想起以前依华也总这样抢她的;就像沈心在日记本里画了个歪歪扭扭的风铃,後来收到依华的包裹,里面是个手工做的小风铃,玻璃片上还留着指印。
这些细碎的牵连,像隔着一千公里的拔河绳,明明拉得很紧,却谁也不肯先松手。直到某天,沈心在信里写“白薇要去试镜了”,依华的回信来得格外快,只画了个龇牙的笑脸,旁边写着:“等我放假,去看你们拍电影。”
沈心把信贴在胸口,突然觉得这一千公里也没那麽远。两颗心或许靠不近,但那些藏在信里的叶丶画里的暖水袋丶风铃上的指印,早就在时光里搭了座桥,让所有没说出口的想念,都能顺着风,慢慢走到对方心里去。
就像《风铃碎》里写的:“有些距离不是用来跨越的,是用来证明——哪怕隔了千山万水,我还记得你喜欢什麽样的风。”
其实春叶作为学生代表,去国际高中扬夏采访过。
春叶走进扬夏校门那天,校服领口的扣子扣得一丝不茍。手里捏着的采访提纲被指尖攥出浅痕,她走在香樟道上,目光飞快扫过每块路牌——沈心在信里提过,初三(2)班的窗边有棵歪脖子香樟,风大时会砸落几片叶在课桌上。
她是作为猫猫屯中学的学生代表来的,要采访扬夏的“跨校合作项目”,可笔记本里藏着半页没写完的话:“想看看你每天走过的路,闻闻你说的香樟味。”
会议室里,校长正介绍经验,春叶的笔在纸上沙沙动,眼神却总飘向窗外。突然看见个穿扬夏校服的女生,抱着画板从楼下经过,发梢别着片银杏叶——那是她去年夹在给沈心的信里的。心猛地一跳,笔差点戳穿纸页。
采访间隙去洗手间,在走廊拐角撞见了沈心。对方抱着作业本,看见她时眼睛瞪得圆圆的,像只受惊的小鹿。春叶的喉结动了动,想说“我来采访”,却听见自己问:“你的画,还在画吗?”
沈心的脸瞬间红了,点点头,又摇摇头,手指绞着书包带:“偶尔……画猫猫屯的雪。”
“我也是。”春叶说。她没说的是,自己的错题本里,夹着从扬夏捡的香樟叶,叶脉和沈心画里的一模一样。
後来在返程的火车上,春叶翻开采访记录本,最後一页多了行小字:“她的校服袖口磨破了点边,像我送给她的那支铅笔,用得很认真。”
原来有些采访,从来不是为了写报告。一千公里的距离,被她踩成了香樟道上的几步路,被沈心红着脸的点头,轻轻缩短了一寸。就像两棵隔岸的树,根在土里没说过话,枝叶却在风里,悄悄碰了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