褪色的邮戳
陈阿婆总在午后三点准时打开信箱。
铁皮信箱在楼道拐角锈出斑驳的红,像块被遗忘的胭脂。她戴着老花镜,指尖抚过信箱内侧的蛛网,取出今天的广告单页——市打折的彩页,旅行社的海岛宣传,还有印着“拆迁通知”的白色信封。
“又是这个。”她嘟囔着把通知塞进蓝布挎包。三层小楼的木楼梯被踩得吱呀响,二楼的林医生探出头:“阿婆,今天还等信啊?”
“等。”陈阿婆扬了扬手里的空信封,“我家老顾说,退休就回来看槐花。”
林医生叹了口气。整栋楼的人都知道,顾老先生十年前在南洋病逝,临终前托人带回来的信里说,要把骨灰撒在老宅后院的槐树下。可陈阿婆总说,那封信是邮局送错了,她的老顾只是记性不好,忘了寄信的日子。
后院的槐树今年结了满枝白花。陈阿婆搬来竹凳坐在树下,阳光透过叶隙在她银白的间跳跃。她忽然想起年的春天,顾先生背着帆布包站在槐树下,蓝布衫的袖口沾着粉笔灰。
“我去南洋教汉语,”他把一枚刻着槐花的木牌塞进她手里,“等这树长到屋顶高,我就回来。”
那时的槐树才到窗台。陈阿婆每天给它浇水,看着树干上的年轮一圈圈变密。后来邮差隔三差五送来书信,信封上盖着陌生的邮戳:吉隆坡、槟城、新加坡。顾先生的字迹从遒劲变得潦草,最后一封信里夹着片干枯的凤凰花瓣。
“这边的凤凰花红得像火,”他写道,“可我总想起咱家的槐花,甜得能酿蜜。”
陈阿婆把那些信都收在樟木箱里,垫着防潮的油纸。去年梅雨季节,箱子底下的信洇了水,蓝色的字迹晕成模糊的云。她蹲在地上一张张抚平,忽然现最底下压着个没贴邮票的信封,收信人是她,寄信地址是本地邮局。
拆开时掉出半片槐树叶,叶脉在信纸上印出浅绿的纹。“阿英,我在邮局门口的槐树下等你。”字迹是老顾的,可邮戳日期是昨天。
从那天起,她每天都去邮局。穿藏青色制服的姑娘认得她了,每次都笑着递上一杯凉茶:“阿婆,今天还没您的信呢。”
这天傍晚,陈阿婆又坐在邮局门口的石墩上。卖冰棍的老张推着车经过:“阿婆,回去吧,要下雨了。”
乌云在天边堆成灰黑色,风卷着槐花瓣打旋。她忽然看见街对面的公交站台,有个穿蓝布衫的老人正朝她挥手,手里举着枚木牌,上面刻着小小的槐花。
“老顾!”她站起身,挎包掉在地上,拆迁通知飘出来,被风吹向马路中央。
汽车鸣笛声刺破雨幕。陈阿婆眨了眨眼,站台空荡荡的,只有路灯在雨里晕出黄圈。穿制服的姑娘跑出来给她撑伞:“阿婆,您看,这是今天刚到的国际邮件。”
牛皮纸信封上盖着陌生的邮戳,寄信人是顾晓棠。陈阿婆的手抖起来,拆开看见张彩色照片:异国的墓园里,一棵槐树正开得热闹,树下的墓碑刻着两个名字。
“外婆,”信里的字迹娟秀,“外公临终前说,他把对您的思念,都种进了这棵从老家带去的槐树苗里。”
雨点打在照片上,洇开一小片水渍。陈阿婆忽然笑了,摸出那枚刻着槐花的木牌,轻轻贴在照片上。远处传来挖土机的轰鸣,老宅的方向扬起漫天尘土,她知道,那棵等了半个世纪的槐树,终于要和远方的同伴重逢了。
雨停时,邮局的时钟敲了七下。陈阿婆把信放进挎包,慢慢往回走。月光落在她银白的上,像撒了一把槐花的碎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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